人造人仁造異形：《異形‧聖約》觀後速記

第十套列sir的戲了。開場又Piero Della Francesca、又華格納、又大衛像，中間引雪萊的Ozymandias，就已可猜想這電影有意攀到什麼高度（於是，電影寫大衛搞錯以為Ozymandias的作者是拜倫就變得格外趣緻，相當得我歡心）。想玩「何謂創造」、「創造者與被造物的關係」、「被造物的自我覺醒」、「被造物背叛創造者」等主題，OK，但礙於商業電影的局限，上面每個主題都很難在短短兩小時裏挖得深邃而深刻。珠玉在陳——相比《銀翼殺手》，《異形》系列無奈地必須在每套作品裏循環再用某些橋段情節（與驚嚇鏡頭），變相又削弱了藝術家在創作佳作時的自主與克制。

至於那所謂"Perfect"的成熟版異形，觀其移動、獵殺、以至繁殖方式等，現今看來已變得非常弱智了，甚至令我有「原來人類呢個物種都幾cute吖」的感覺。而且，「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因為缺憾，所以完美」嘛！

異形系列的歷史，來到這裏也補完得七七八八吧（導演卻似不介意多拍三幾集前傳或後續⋯⋯）？如果說，人工智能確將是演化的方向，有預感未來擁有自我意識的人工智能，應會視《普羅米修斯》和《聖約》為他們的先知書吧——「眼睛就明亮了」。

一點贅、何為罰？：《罪與罰》讀後速記

「有些經典在讀完後的唯一價值是，你能告訴別人，你已把它讀完了。」（Yuen，2016）

《罪與罰》應還未「淪落」至這地步吧？但這部「巨著」給我最大的感覺是，「阿主角，你想點⋯⋯呀？ 」、「完未⋯⋯呀？」一頁頁揭下去，看下去，痛苦程度，幾若主角的心理狀態。如果說《罪與罰》確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代表作，那麼這小說裏冗長的情節、騷悶的氛圍、以至其略見陳套的結尾，足以令人對杜氏望而卻步、敬而遠之。

當然，書裏仍有着不少寫得很精采的段落（如主角的兩段夢境（馬被虐打、末日瘟疫）、主角與盧仁的針鋒相對，還有不得不提的細緻心理描寫）；另外，故事中絕大部分的角色都寫得相當鮮活：男主角拉斯柯尼科夫不在話下，男主母親、男主妹妹杜妮雅、男主老友拉祖米欣、杜妮雅未婚夫彼得‧彼得羅維奇等，都豐實得可另作專文獨立介紹；不過，全書最最重要的，始終還是索妮雅——我也必須武斷的說：《罪與罰》若無索妮雅這角色，全書簡直是在浪費紙張。相對於主角翻來覆去、多多理論（？）的糾結思考模式，索妮雅的美善可說是簡然而純粹，是全書的一道清泉（自然，杜尼雅、拉祖米欣也屬光明正面的角色），這份純然的美與善似乎有望化解主角的一切鬱結（但如Philip Rahv則不作此觀；Harold Bloom則更不甚相信主角有意悔懊及改變），與此同時卻容易令整個故事墮入「愛能勝過罪惡」的濫調。

幸好，主角在最後只是看着那部索妮雅給他的《聖經》，沒什麼打開來看的意圖，杜氏在這尾聲第二章的結尾留下不少令人細嚼細賞的空間，當中的一大主題是明顯的：自身的「罪」必須由自己去承擔（承認與擔負），至於宗教的位置則因人而異，若有若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李後主的詞「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這句話放在拉斯柯尼科夫身上，則更為貼切合適（「我不是對妳下跪，我是向一切受苦的人下跪」）。畢竟，善願人人皆可有，但無能力結合現實狀況加以落實而導致悲劇收場，每每皆是，當中的可敬可佩，實與其可悲可笑不相伯仲吧了。在此不妨重溫錢鍾書於《管錐編》的這段話：「哲人之高論玄微、大言汗漫，往往可驚四筵而不能踐行一步，言其行之所不能而行其言之不許。」

在我看來，《罪與罰》中的「罰」，並不單指主角謀殺罪成後被流放西伯利亞，而是在覺悟「自己的實際能力」與「自以為擁有的能力」的差距後，從理想被摔掉到現實的慘痛懲罰，這種懲罰，相信所有成長的人都會承受過。書裏的結局所提供的，是方向，不是答案：「他不知道新生活是不會白白給他，他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極大的奮鬥，經歷極大的苦難！」

雖然是翻譯本，但這是我第一部看完的長篇英文小說，不計序言和註釋，全書總共656頁。受罰過、長長的舒一口氣後，又要向另一部經典出發了。

Source reference:
Yuan, Y.K. (2016?): Discussing on "The Torrents Trilogy"

《老子》第二十六章讀後速記

本章所提到的兩套價值概念：「重」、「靜」與「輕」、「躁」，文中並無對此作清晰界定，但我們可看出言說者顯露了一種取態與選擇，尤其相同的主張（「重、靜」勝於「輕、躁」）於開首正說一次，在結尾則反說一次，雖然不足三次，但這信息無疑仍是十分重要。

「不離輜重」、「榮觀」、「燕處超然」，此三語可視為比喻式的提醒，我們不一定要確切追溯三詞的原來意思才捕捉得到這一段說話的用意——例如「榮觀」一詞，於帛書本作「環館」，於是以帛書本為底本的劉殿爵譯為walls and watch tower，而林語堂則譯作In the midst of honor and glory。此段話的要旨在：「聖人」（帛書本作「君子」）的外觀、身外物往往比一般人厚富，但他們因為處事、或長期保持心境「重」與「靜」，這才是他們能夠高人一等的最重要原因（「燕處超然」；或帛書本的「燕處則昭若」）。

「以身輕天下」之「身」與前文的「榮觀」相反，是傾向內在、或該說是從肉身向心靈/精神層面的。換句話說，即使是掌握天下的萬乘之王，仍需重視這「身」。而說到這裏，我們也可看到整章最少所面向的對象可包括「一般讀者」、「聖人」、「王」三者，而重「重、靜」、戒「輕、躁」，是同時適用於這三個階層的——儘管他們知性、心靈與物質條件後來不是處於同一個水平。

（稿於12/4，莫斯科前往聖彼得堡；校於16/4，聖彼得堡前往塔林）

俄羅「詩」之發端：《我們是自由的鳥兒》讀後速記

本書收錄了普希金三十五首抒情詩、敘事詩〈青銅騎士〉（1833年）、童話詩兩首及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1833年）的選段。序裏所寫的普希金之於俄羅斯文學與其興起的四點，既是分析見解，亦顯現了作者寄望本國文學能加以效法借鑒——譯序後的那首〈獻仿普希金 （紀念像）〉可為一證（即使我的歌聲能響遍神州赤縣／⋯⋯／在詩歌低迷的時期我追尋著古典的音律，／又從國外把旁證找尋。）。

普希金的作品，尤其是抒情詩，譯者繁多，此書所收的〈給凱恩〉（1825年）、〈「假如你受到生活的欺騙」〉（1825年），不算能及得上戈寶權或查良錚的譯本，特別是後者：儘管原文首句確為被動式，三譯中仍以戈寶權整體語調最為自然，而查譯則最能營造出格律、韻腳上的美感，丁譯的「請」有過譯之嫌，而「現狀」一語亦有生硬之跡。

〈「我曾經愛過你啊，也許這愛情」〉（1829年）一詩，原題應僅作〈我愛你〉（俄語：Я вас любил），這首情詩內容雖欠新意，譯成中文後幾乎陳套極甚，但譯者在處理此詩時，假如能在譯文重現原詩中三次的「我愛你」，應更為理想；另外，首句也不妨按照原文句式，翻譯成「我愛過你：我還愛你，也許。」，這大概更能呈現詩人那份猶疑的語氣，亦令詩句多了琢磨的空間。

既被譽為俄國詩歌、以至俄國文學的奠基人，用現今的眼光去讀普希金的一些詩歌，難免會有着像讀五四新詩的感覺，不過，詩集中如〈人生之車〉（1823年）、〈高加索〉（1829年）、〈不論我漫步在喧鬧的街道〉（1829年）、〈駿馬〉（1836年）都不乏驚喜可讀之處。例如〈人生之車〉以馬車之旅喻人生，實可與Emily Dickinson的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據Ralph W. Franklin編的 The Poems of Emily Dicksinson，此詩繫於1862年）共讀比較；〈高加索〉豪氣萬千，篇幅雖短，首四句卻盡現普希金寫景構篇的大氣之筆：

高加索在我的腳下。我獨立高山之巔，
站在懸崖的邊上，眼低是雪嶺連綿：
我看到一隻雄鷹從遠處的山峰騰起，
在和我齊肩的高度飄然停掛在天邊。

讀了這首後，亦有助讀者進入普氏另一首敘事長詩的〈高加索的俘虜〉。

至於〈不論我漫步在喧鬧的街道〉，詩人從喧鬧的街道中有感於心，反思生死，從悲觀到釋懷的心境轉化，淡然中略帶一點歡暢：

但願在我的墓門旁邊，
年輕的一代生機蓬勃，　　　　　
大自然雖然冷漠無情， 　　　　
也將展現它永恆的美色。

〈駿馬〉一詩，與不少悲憫低下階層（不論是人還是動物）的作品相似，問者關心馬的苦況，並問牠為何淪落至此，馬的回答到了最後竟出人意表的揭示了人在戰爭中的悲慘命運，最後四行「我傷心啊，因為敵人／不會用馬鞍的墊褥，／而會用你的人皮——／來覆蓋我汗濕的背部！」不但充滿戲劇效果，簡直是驚心動魄。

綜觀集中幾首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雖然只是選譯，但對了解基本情節全無影響，如果覺得企鵝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譯本不容易讀，拿這本來作對照，將會讀得相當順暢。以譯論譯，丁譯也勝過智量的譯本。兩首童話敘事詩不甚特別，敘事相當平鋪直敘，假如換成普希金的長詩首作〈羅斯蘭及柳德米拉〉，應可更增全書趣味。

書名「我們是自由的鳥兒」乃出自〈囚徒〉（1822年）一詩。這首普氏早期的作品表現了詩人嚮往自由，憧憬遠方的胸懷。最後一段的最尾三行全以Туда（「那裏、往那裏」之意）開首，更把詩人渴望衝破囚牢的心態表露無遺。這份充沛而澎湃的感情，亦貫徹於普希金日後所寫的大量詩歌中。如今，詩人早已化為詩中的那隻雄鷹，在九天上恆久地傲視着俄羅斯文學裏的大片疆土。